在此背景下，大量创建纯粹的工科学院，培养“技术工程师”，也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纯粹的工科学院也确实是东方国家大学教育的一个突出特征。除了上述大学的逻辑之外，也有另一个原因：这些国家相对于西方，属于现代化的后进者，政府把发展经济、也即推进工业化当作一桩根本性的历史使命。因而，大学所要培养的，就是承担技术任务的工程师。同时，这样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们也心无旁骛，专心于技术事务，而不会操心其他精神与社会问题。

如果说普通民众就是螺丝钉，那么，大学所培养的就是工程师们。他们活动于不同领域，都为了实现一个单一目标。因此，1950年代之后，尽管大学教育发展迅速，但是，大学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精英”。整个大学体制具有一种反精英主义，甚至是反智主义的倾向。知识仅仅是一种用于实现某个既定目标的简单工具，而不具有更多价值。

教育部官员告诫今日的大学生不应再以“精英”自居。其实，大学生们以前也不是精英。那时他们让人羡慕的只是，考入大学，就获得了进入现代部门、进入城市、成为国家干部的资格，获得了分配某些特权的机会。一个利益完全依靠国家的群体，当然不是精英。

随后，大学面临整个社会商业化的冲击。大学开始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思考自己的定位：是否应当满足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大学所教授的知识内容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开始培养“财富工程师”，当然，一些大学的“客户”从政府变成了企业。

然而，财富工程师很快就出现饱和，于是，大学校长们准备调整自己的生产线。在8月26日的成都“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都提出大学今后应该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培养更多蓝领。经济学家海闻指出了一个妨碍培养蓝领的问题：目前高校的很多专业是从师资来设计，而不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偏重理论，缺乏应用性，导致大学在经济改革中成为落后的一部分，这也是很多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的原因。两位大学校长提到了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可以借鉴。

但其实，中国也许并不需借鉴社区学院模式，因为很多大学就是从大专升级换牌而来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将知识单纯视为一种工具，其所传授的，也正是实用性的、工具性的知识，以前是用来满足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现在则是满足商业所设定的单一财富目标。那些具有超越性的知识，则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在我看来，大学始终陷入一种身份迷失境地。大学、知识、教授，从来都没有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因为大学所教授的知识都是由外部设定的、实用性的。容我直截了当地说：那些看起来“无用”的知识，比如，古典教育，人文教育，才会让大学看起来像大学，从而在社会体系中享有独特而异常重要的地位，由大学、由精神引导社会、国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