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争论

大学是干什么的？在一个世俗主义的、在一个追求效率的现代世界，这是大学、尤其是那些顶尖大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欧洲的大学传统形成于中世纪中晚期，因此，从一开始即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大学生主要是未来的神学人员。到了近代，世俗国家权力强化、公众的世俗主义精神增长，大学的宗教性教育内容逐渐弱化，转向世俗化。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大学仍然以一种保守的姿态，保留了很多反现代的元素，比如，仍然沿用当初培养神学人员的课程，这包括拉丁文、古典等等。这些大学认为，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传承这些文明。在一些新兴大学，比如，洪堡所创立的柏林大学，教授们则把知识本身作为一种崇拜对象。在纷乱的世界上，大学声称，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内自由地探究乃是其自然权利。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在欧洲，大学拒绝了彻底的世俗化，拒绝完全服务于现实。不管是古典，还是那被神化了的知识，相对于现实的生活，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性。大学因而也成为一个独立而异常重要的社会制度。

欧洲大学传统也传到了美国。到上个世纪之交，这一传统遭到工业化与大众民主的双重冲击，大学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大学的使命是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之员工，还是传承文明、创造纯粹的知识？美国社会与教育界纷争不已，最终形成的美国大学模式则折衷于文明与实用之间，既培养学生之“通识”，也教给学生专业技能。

其实，类似的争论，在大学创设较晚的国家，都会出现。 北京大学因其研究文科而自然具有传承文明、更化人文的自觉，但工科比较突出的清华，都面临一个工程师与文明的关系问题。1948年上半年，清华校园里的教授们就曾经为此进行过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从美国归来的冯友兰先生发表了《论大学教育》的演讲，基本观点是：第一，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的一个科室；大学是传授知识的部门，是独立的追求真理研究的单位，是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第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只知道学习“有用”的知识，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潘光旦先生也著有《论教育的更张》一文称，人毕竟和蚂蚁不同，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人的发展却有无限可能性。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掌握一种能力，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的世界。

不过，就在这个时代，大学真正彻底的世俗化、实用化正在或者即将发生。

人人都是工程师

在1950年代的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实用主义成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大学主要是培养工程师，不管是文科大学还是理工科大学。大学取消了古典教育、通识教育。在哲学、历史、语言等学科，他们毕业之后，将进入学校、报刊及各个单位，成为人们的“灵魂工程师”。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需要某些专业技能，比如，制定计划的技能，审理案件的技能，他们将成为